京城“渝牌快车村”的524天兴衰 —— 文章正文2016-11-22

[摘要]海淀后厂村聚居了大批重庆人 从去年6月开始 他们的主业从搬家变成了开网约车

拎着妻子灌好的热茶，丁朝全向停车的路边走去

丁朝全一天要出车十七八个小时

丁朝全贷款买了辆10万出头的东风轿车

四处弥漫的川音，家家户户飘出的花椒辣椒香味，进入北京海淀区的后厂村，总会让人有种误闯某个川渝小镇的错觉。在西北五环外的后厂村曾经以“搬家”闻名。几年前，住在这里的以搬家为业的重庆人几乎占据了整个北京搬家市场的半壁江山，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搬家村”。

几年来，后厂村的重庆人来来走走，基本上保持了千人的规模。网约车兴起后，从2015年6月7日“第一个吃蛋糕”的重庆老乡赚到了钱，这里逐渐从“搬家村”变成了“快车村”。随着网约车平台“溢价”制度渐渐收紧和奖励补贴降低，到2016年11月12日，后厂村的大部分快车司机再次转行了。前后524天的时间，胡同的茶馆曾因司机们忙于赚钱而备受冷落，如今这里的麻将的声音响得比以前更早、时间也更长了。

海淀后厂村里的“重庆森林”

40岁的重庆人丁朝全是后厂村的一名快车司机。下午5点前匆匆吃了晚饭，丁朝全套上黑色棉衣，揣一包烟，拎一壶茶，像平时一样，抓起车钥匙从后厂村的胡同里拐出，准备出车。

拐出胡同口是西北旺二街，丁朝全的车停放在这条路朝南的路侧。道路两边，还停放着数十辆渝牌和京牌的小轿车。丁朝全说，这些车基本上都是网约车。

10月底，来自北京交通大学交通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调研的最新数据显示，“滴滴出行”在北京市的总注册司机数已超过150万，丁朝全和他的重庆老乡们正是这150万大军中的一部分。

24小时的一个周期内，快车平台结算出的接单金额显示，丁朝全收入547元，刨除245元的油钱，这一天，丁朝全挣了302元。不过丁朝全还是摇了摇头：“和去年热火的时候比起来，这个数差了两三倍。”

丁朝全2015年6月注册成为一名快车司机，在此之前他开了6年黑车，更早的时候他和众多老乡一样在后厂村做搬家生意。

丁朝全印象里，从1993年开始，家乡重庆彭水县新田镇不断有村民在“探路人”的带领下一波一波涌向北京的搬家市场。上世纪90年代初，一批村民远离家乡闯荡北京干起了搬家工，本地老板出车有资源，村民们出人力领工钱。随着时间推移，最早一批积聚了人脉和市场的搬家工转型做了老板：买几辆货车，雇一批重庆老乡当工人。

此后的多年里，依托同乡关系，重庆彭水县的村民们一带一走出川渝小镇，逐步占据北京搬家市场的半壁江山。而后厂村，也渐渐成为重庆老乡们在北京的聚点，成了名副其实的“搬家村”。

据村民们自行统计，租住在“搬家村”里从事搬家工作的重庆彭水县人至少超过1000人，而搬家用的货车和面包车一度超过500辆。

“搬家村”的首个快车司机

随着越来越多的重庆人涌入北京，搬家市场的“蛋糕”不够分了。丁朝全直观地感受到，搬家行业在2008年前后出现了分水岭，有人几个月内挣了90万，在北京安家落户，有人接不到好活、开不出工人工资。丁朝全说，他属于后者。2009年前后，眼看着生意萧条，丁朝全被迫开始第一次“转型”：他卖掉了搬家用的一辆小货车，入手了一辆二手别克，专职开起了黑车。

“提心吊胆”此后伴随着丁朝全很长一段时间。“从乘客上车到下车，整个过程中神经都绷着，要留心被抓。”丁朝全说，被抓意味着被罚，最多一次，他被罚了6000元，还被扣了车。

“过得很艰难，罚怕了，好几次我犹豫着还要不要继续开黑车。”2015年北京城里开黑车的同行们却无暇理会丁朝全的纠结，当年5月，“滴滴快车”上线，随即给越来越火的网约车行业添了一把新柴。

数据显示，自2015年5月滴滴快车上线开始，两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市的“滴滴快车”订单量达到局部峰值日均40万单，同时，其注册司机数已经接近70万。

正苦于担惊受怕中的丁朝全，抓住了这次“机会”。

6月份一个闷热的午后，丁朝全在哥们儿的建议下，注册成为一名快车司机。干了两天，他决定：不开黑车了，按时按点做快车司机。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6月7日，确实能挣到钱。”丁朝全成为快车司机后，收入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每笔订单的提成收入、订单完成奖励和高峰时段的翻倍溢价，丁朝全毫不讳言：大部分收入来源于后两者。每笔订单，平台要收取21.77%的提成，余下车费归司机所有。“订单完成奖励”也被叫做“冲单奖”，是平台为了留住能长期提供服务的司机而制定，“最开始一天跑够10单奖励100元，跑够20单奖励200元”，而“溢价”奖励则是分时段给司机计算补贴，“高峰期曾给到过车费的4倍甚至6倍”。

一天出车10个小时，收入1000多元对当时的快车司机来说属于常态。丁朝全成为快车司机“挣了大钱”的消息，很快在后厂村胡同里的小茶馆传开。最多的时候，一天曾有七八个老乡来向他“取经”。不断有人来问他：一天能挣多少钱，能拿多少补贴和奖励，怎么加入，哪片区域好跑？

抱团取暖的渝牌“快车队”

豆铭紧随着丁朝全的脚步，租了一辆车加入了“搬家村”的快车队，每天早上六七点出车到夜里收车，快车“刚火起来的那段时候”，豆铭每个月都能挣一万多。但租车同样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刨去租车费和油钱，保底也能挣到六七千元”。

任川租住在丁朝全对面，同属于最早向丁朝全“取经”的那波老乡。和豆铭不同，对“快车”，任川小心谨慎，却也蠢蠢欲动。观望了小半年，春节后他说服父母拿出积蓄，买了一辆10万出头的新车，由于没有北京号牌，任川办了一个重庆老家的牌照。

置办新车，几乎成了后来“搬家村”的年轻人们加入快车队伍的“标配”。任川算了一笔账，如果不买车，租一辆车一天要花150元，“一天出车能跑13到14个小时，接20多单，满打满算收入400元，刨去租车花的钱和油钱，也只剩几十块了”。

后厂村外，原本停放搬家货车和面包车的西北旺二街，逐渐被加入快车的小轿车队伍占据。在这里，渝牌车最多，早年间重庆老乡们办下来的京牌次之。

丁朝全和任川回忆，2015年年底到2016年上半年，“算上西二旗、软件园和后厂村这一片，能有四五百名快车司机”。仅是丁朝全居住地邻近的三条胡同里，他熟识的快车司机也有六七十人。

从“搬家村”里衍生出的“快车队”，仍以抱团取暖的方式快速生长。

按照不同地域，快车司机们结成了不同“帮派”，划分了不同片区。丁朝全和任川属于“重庆的”，此外，还有来自河南、河北的网约车司机，都建有各自的微信群。早晚高峰期间，后厂村附近的百度、联想、软件园，是快车司机们的“必争之地”。

“出车前，我们会约好，重庆的去了软件园7号门等着，河北的或者河南的就不会跑过来。”任川说。

曾经月入一万是“基本的”

开上网约车以后，任川还加过一个150多人的快车司机微信群。“群里都是老乡，常有人晒‘战绩’。”任川记得，曾有人在群里晒过“35公里，175块钱”的“大单”，“175块钱里，包括当时平台给的一单2.6倍的奖励，30块钱的小费，还有15块钱的高速费，刨除油费，一单净赚了120元”。

这是他们眼中，快车“最景气”的时候，月入一万是“基本的”，他们身边，有老乡“一个月就挣了三万多”。但这种“景气”和“繁荣”的表象背后，是滴滴、优步和易到等各家网约车平台为占据市场用钱“烧出来”的“繁荣”。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整个网约车市场因打补贴战而“烧掉”约200亿元人民币。

“烧钱”必然不会是常态，但沉浸在“挣大钱”想象中的网约车司机们甚少有人察觉。丁朝全们干得“很带劲”，甚至在多个平台同时注册，同时接单。网约车平台的奖励政策也开始悄悄发生变化。

今年4月之后，滴滴快车全天翻倍的奖励力度下调，“之前平峰时2.5倍和高峰时5倍的奖励没有了，掉成了现在平峰时1.2倍和高峰时2倍”，而“冲单奖励”的门槛也有所提高：“一天接20单以上，才奖励100元，接25单以上，奖励200元”。

丁朝全当时的想法是，即便是奖励力度下调，一天耗上十四五个小时，收入三四百元仍然没有问题。比起干搬家的随机收入，比起开黑车的提心吊胆，丁朝全觉得，“快车”更像是一份旱涝保收的“职业”。而任川则考虑，干上两年能攒够一笔“老婆本”。

麻将声成行业“晴雨表”

往常工作日没有搬家的生意，三五成群的重庆老乡涌入茶馆，片刻，麻将碰撞桌面的声音便此起彼伏。

“快车队”出现后，早上6点左右有一批人出车，凌晨回来，下午5点左右另一批人出车，隔天上午回来。

余下的时间里，他们回家睡觉、吃饭、准备再次出车，茶馆的生意曾经冷落了不少。

“公司在烧钱，但赚的是司机，得实惠的是乘客。”丁朝全心里有本账，他慢慢也意识到这样“拿奖励拿到手软”的日子可能不会太长。

不久，滴滴和优步中国“达成战略合作”的消息传出。升级成“滴滴-优步”平台之后，丁朝全明显感觉到，“拿到手的钱每月少了两三千”。

此后，丁朝全熟悉的“溢价”制度渐渐收紧，“早晚高峰能接到1.2倍已经算是比较好的单”，但比起合并前的动辄2.6倍、3倍的溢价，收入相去甚远。同时，星级奖励变成了评分制，“80分以上才有奖励”。乘客的一个差评会直接影响总体评分，随后影响到司机的“奖金”。

“出车的时候总遇到乘客‘挑刺’，现在公司也不待见，两头受夹板气，干得没意思了。”11月3日，犹豫了几天后，任川退了群。

仅仅十多天的时间，后厂村的“快车队”便历经一翻“血洗”。11月12日，丁朝全说，自己算了下熟识的六七十名快车司机，“现在也只剩下十来个人在干”。

退出的人，有的重新干回搬家的老本行，有的重回黑车行列。

不少人手中近乎崭新的小轿车，停靠在西北旺二街的路边积了尘，胡同茶馆里的麻将声，响得比以前更早、时间更长了。

仍在坚持中的快车司机

在任川看来，现在还坚持开快车的只剩两类人：一类“闲着无聊”，没活的时候把开网约车当做兼职，高峰时段出去挣个油钱；另一类“被逼无奈”，处理了别的生意，又砸钱买了车。

丁朝全就是属于“被逼无奈”的。因为之前开二手旧车，丁朝全常被顾客“给差评”，今年9月，他贷款买了辆10万出头的东风轿车。买车钱“还没赚回来”，随即网约车就陷入了低潮。

这是40岁的重庆人丁朝全在北京待的第14个年头。前13年，丁朝全兜兜转转干过搬家、开过黑车，直到开了快车才“踏实”起来。这一年来，妻子印象最深的，是丁朝全“连麻将都不摸了”。

迎门一台冰箱、一张案板台上码放着锅碗瓢盆，灶台转身后就是一张方桌，而紧挨着桌子，两张床错开摆放着。其中一张床边的煤球炉上，铁皮热水壶 响着。这是丁朝全一家四口在后厂村租住的平房，面积不足20平方米。

两年前，房子的月租从420元涨到了现在的620元，“算上电费水费，一年下来也要1万多”。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在附近的私立小学读书，“光一年的学费就得将近2万块”。

丁朝全已经3年没回重庆彭水县的老家过年，他准备春节回趟家。“老父亲70多了，身体不好，得回去看看”。回家意味着“要花钱”。“孝敬两边老人的几千块钱少不了，过年串亲戚也要拎着水果烟酒，1万块钱挡不住”。

学费、房租、家里的日常开销……丁朝全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每月不说上万，起码挣够8000元，“把家里的开支和生活费全部算进去，这样每月还能攒下一半的钱”。

这个“目标”，放在去年来看“很轻松”，但现在，丁朝全一天要出车十七八个小时，每天能和孩子们见面的时间，也只是在下午的那顿晚餐餐桌上。

贷款买了车后，老家的弟弟曾劝丁朝全回家跟着他干装修，丁朝全拒绝了，“20多岁一出来就在北京待着了，再回去能干什么，‘你那个装修我又干不来’，我就这么跟他说的。”

下午5点，拎着妻子灌好的热茶，丁朝全拆开一包烟，点上一根，向停车的路边走去。

“不想车里留下味道。”他站在车门边抽完烟，稍稍活动了一下腰板，随即钻进车里打开手机接单，直到隔天上午收车。本版文/本报记者 张雅 张帆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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